全球产业移转对企业主管的冲击－－NLP与领导第142讲

　　谈到环境层次带给企业主管的冲击，就不能忽视持续加温的企业“国际化、全球化”趋势。

　　企业往成本低、有机会的地方跑，这是企业“国际化、全球化”的基本原因。而加速这个趋势的因素很多，其中，现代交通工具及交通建设越来越进步，使得地方与地方间的交通时间越来越缩短，正是其中的一个要项。

　　我辅导的一家企业，总公司在台北，另外，在台湾中部乡下、上海市郊和曼谷附近都设有工厂，他们董事长经常往来于这几个据点，他很感叹地说：“虽然距离看来好象相距很远，但是，从台北到台湾厂、上海厂或者曼谷厂，其实，时间都差不多。”

　　另一个加速企业“国际化、全球化”的原因，就是网际网络和企业商业软件的应用。网络、管理软件越来越进步，让企业信息的传递越来越顺畅、越方便、越快，这个世界好象变成了一个没有时间、空间障碍的工作环境。

　　应用“IT”到某个程度以上的公司，即便他们的据点分散各地，即便他们的顾客、供货商遍布世界各方，路途遥远，见面不易；即便，他们的主管们，可能随时在美国、欧洲、亚洲…全球到处奔波，就算是人在国内，也经常在各地出差，想要大家相聚一堂，面对面沟通，实在很不容易。但是，沟通、联系这件事，却比以前更方便，大家好象随时就在隔壁的房间一样，还完全没有时间的障碍。

　　有人甚至说：“要是您来往的厂商，因为他们的人员、主管出差、出国，就无法回答、解决您的问题，就没办法作决策，作业就没办法进行，甚至，没办法付给您帐款，那么，您应该及早停止与这家公司的往来。”

　　他的说法，正点出了企业对网际网络与“IT”之依重。

　　再说，现代全球市场行情变化快速，不论是原物料、零组件、商品或服务，不论是是买或卖，经常面对全球市场快又大的价格起落，一个疏忽，可能损失惨重；或者，面对瞬息万变的商机，一个不留神，商机稍纵即逝，订单就流失，一下子反应太慢，来不及下单，就买不到货…，搞得现代企业很难不关心全球市场的变化，很难不以“全球化”的眼光来经营。

　　以单一企业的角度来看，“国际化、全球化”是一个大势所趋的必要考量，如果以全球产业的角度来看，很多企业的“国际化、全球化”，就造成了“全球产业移转”现象。

　　就以电子高科技产业来说，现在，有些人正在为台湾电子高科技产业外移而大伤脑筋，殊不知，很多电子高科技产业界的人士，早在台湾导入电子高科技产业的同时，就已经预估了这个“外移”之必然。

　　美国、日本是电子高科技产业的先驱，在1990年之前就相当兴盛；接着，1995年，这个产业就“移转”到韩国、新加坡和台湾，台湾就是在当时成为电子高科技产业的生产重镇；2000年之后，这个产业又“移转”到中国大陆、印度、东欧、墨西哥…。这个“移转”趋势还会继续吗？

　　业界人士显然并不认为这个趋势会就此打住，他们随时以“全球”角度在注视这个趋势的发展，深怕一个闪失，自己就被淘汰。自从金砖四国(BRICs：Brazil－－巴西；Russia－－俄罗斯； India －－印度； China－－中国)代替了亚洲四小龙之后，谁知道亚洲的越南、菲律宾、印尼，非洲的埃及、奈及利亚，中亚的孟加拉、伊朗、巴基斯坦、土耳其…，那里会是下个“移转”的地方？

　　电子高科技产业的“移转”速度较快，所以较明显，其实，其它产业也有此现象。只要企业生存、发展必须面对竞争、必须追求利润，企业就会往成本低、有市场、有机会的地方跑，这是挡也挡不住的趋势，因此，“全球产业移转”也就很难轻易停止。

　　这数十年期间，台湾企业主管的遭遇，正是受到这个“产业移转”的影响。当初“转入”时，企业主管们看到了希望，带领部属日以继夜地投入工作，也获得了相当“满意”的物质报酬，很多人却因此牺牲了个人的家庭、健康，还有整体的自然环境。

　　到了“接替者”刚出现时，企业主管们感受到危机，于是带领部属日以继夜地忙着企业的种种开发、改善，搞得大家压力很大。

　　到了开始“转出”时，有的企业主管选择留在台湾，接着，他们就面对了公司逐日缩小编制，职位可能不保，调薪幅度减缓的种种情境。这是一个痛苦的冲击。

　　有的主管则选择离乡背井到远地赴任，这些企业主管也非常辛苦，一方面必须二十四小时，保持全天候战备状态，随时要因应突发的工作状况；一方面要面对不同习惯、想法，技能成熟度又非常不足的员工；一方面要在生疏、习惯极度不同的环境里过日子；一方面又要面对自己家庭的种种难题。这又是另一种痛苦的冲击。

　　但是，冲击并非这样就停止，之后，离乡背井的主管，有的因公司被淘汰而失业，流落外地，有的则是因公司推动“本土化”，面对当地人才的竞争、可能被资遣的压力；留在台湾的主管，也面对了工作陆续被海外、外包取代，空间越来越小，甚至被裁员。当这些中年失业的主管想找工作，却又面对“产业结构转变”的课题…。老实说，变化、冲击还会持续演变下去。

　　不只是企业主管受到冲击，其实，“国际化”变化的影响层面极广，下一代也一样不能幸免。有一位台湾刚取得硕士学位的年轻人，他不屑于每月新台币三万元待遇的工作，带着十几万元到上海闯天下，一年多后，他口袋空空地回到台湾。

　　朋友问他：“没找到商机吗？”

　　他说：“商机很多，大生意做不起，小生意太辛苦。”

　　朋友又问他：“没先找份工作吗？”

　　他说：“有啊，但是，每次面对的竞争者都是非常优秀的复旦、清华、北大毕业硕士，而且，他们要求的薪水只有新台币一万元左右。”

　　最后，当口袋里的钱花光后，他只好又回到台湾了。

　　汤马斯?佛里曼(Thomas L. Friedman)在“世界是平的(The World is Flat)”书中提到，自从美国企业进行“生产外包”，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就流到工资低廉、有竞争优势的地区；自从推动“白领工作外包”之后，印度会计师、医师，提供了美国政府与医院低阶咨询服务。

　　他提醒美国年轻一辈：“一下子增加这么多邻居，都想来跟你抢工作，你该如何因应？”

　　佛里曼所描述的现象，正是“全球产业移转”中“转出”地区所面临的状况，台湾企业主管倒是完整地经历了“转入”和“转出”，或许，这也是一项值得参考的台湾经验吧？


摘自:总裁学苑